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现代史的开幕发生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决定了现代的特征：美洲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开发；宗教改革，通过扩大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宗教改革开始了一个个人剥夺财产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双重过程；望远镜的发现以及从宇宙观点来思索地球本质的新科学的发展。这些事件并不能被称为现代事件，因为我们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才知道这些事件的。尽管不能用任何因果关系链来解释这些事件，因为没有哪一事件可以以此来解释，但它们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先例，并可以叫出先驱者的名字。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并没有展现其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的潜流突然奔发的古怪特点。一些我们与之相联的名字——伽里略、马丁·路德以及一些大发现时代的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冒险家——仍然属于前现代世界。此外，对新发明的奇怪的怜悯，17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死死咬定他们看见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想到了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所有这些在他们那里都不能找到，甚至在伽里略那里也找不到。这些先驱者并非革命者，他们的动机和打算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在他们的同代人看来，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从未听说过的大陆和从未梦想过的海洋；最令人扫兴的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西方基督教的无可挽回的分裂，以及这一改革固有的对东正教的挑战和对人的灵魂安宁的直接威胁；当然，最不显眼的是人类早已储藏颇丰的工具库里新添的一种新器具（除非不看星星），尽管它倒是从未有过的第一种真正纯科学的器具。不过，如果我们能像衡量自然过程一样衡量历史的势头，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最初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即人类发现宇宙的最初尝试，却具有不断增长的冲劲和速度，直至它不仅使地球表面的扩大（这一扩大只能在地球自身的范围内找到其最终的界线），而且也使显然无止境的经济积累过程显得黯然失色。但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事实上，新大陆的发现、丈量其土地和测量其水道花费了好多世纪，只是在现在才刚进入尾声，只是在现在人类才完全有了其世间的居所，才把对以往年代具有诱惑力且禁锢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尽收于一个地球，他对这一地球的壮观轮廓和表层的了解之详细，一如他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正是发现了地球上巨大的可得的空间，才开始了人所共知的地球的收缩，直到最终在这一世界（虽然它是现代的产物，但与现代世界绝非一致）中，每个地球上的居民成为其国家的居民。人们现在居住在一个地球般党的不断扩张的整体中，在那里，甚至距离这一概念（它在部分的最完美的不间断的连接中仍是固有的）在速度的大举进攻面前俯首称臣。速度征服了空间，虽然这一征服过程在一人同时在两处出现这一无法征服的界线上受到了局限，但它已经使距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类生命中毫不起眼的部分——年、月，甚至周——对于到达地球的任何一点再也不是所需的长度了。当然，对摩登时代早期的环球旅行开拓者的目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终结的过程更相异的了；他们拓展疆域，而不把它缩小成一个球，当他们呼应远方的召唤时，他们并不打算举步不前。只有事后认识的智慧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物体可以衡量，那么它不可能是无限的，每一次调查将一段距离内的东西集中起来，因而将广漠的距离缩小到了方寸之间。这样，摩登时代早期的地图和航海图预示了技术的发明，通过这些发明，地球上的空间变得伸手可及。在铁路、轮船和飞机将空间缩小、距离拉近之前，已经存在着这种更大、更有效的收缩，它来自人类头脑的调查能力。人类的头脑使用数字、标志和模型，可以将地球的实际距离浓缩和丈量到人类的自然感觉和理解的大小。在我们知道如何围绕地球运行，如何界定人类日常居住的范围之前，我们已经将地球搬进了我们的居室，任由我们的手触摸，并在我们眼前旋转。这一事件还有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方面更重要。只有当人们从纷繁的杂事和对眼前的考虑中摆脱出来，与任何事情保持一种距离，人类的调查能力才能发挥作用。他与周围的世界距离愈远，就愈能进行调查和衡量，愈少将尘世的俗气留给自己。这一事实—一地球的变小，这是飞机发明的一个结果，即使地球表面连成一体的结果——对一般现象来说，就像一种象征，它只有不惜在人和地球之间设置一个距离，使人相异于他周围的尘世，才能使地球的距离缩短。马克斯·韦伯甚至在“内在世俗的禁欲主义”的名义下将其指称为新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源泉的宗教改革，这一完全不同的事件最终以相似的异化现象直面于我们，这一事实也许是令许多历史学家很难不相信鬼怪、恶魔和时代精神的巧合之一。令人炫目和困惑的是截然相异中的相似性。这一内在世俗的异化，无论在动机还是内容上都与地理大发现固有的地球和对地球的征服无关。此外，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指出的这一内在世俗异化的历史事实，不仅在来自路德和加尔文恢复基督教信仰的不妥协的外在世俗性的新的道德中表现了出来，而且也在（尽管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水平上）征用农民的土地上表现了出来，这是一种没收教会财产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也成了封建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去猜测我们的经济进程若无这一事件——其影响促使西方人进入了这样一种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所有的财产权都在其没收的过程中被摧毁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殆尽，世界的稳定在一种不停的变化中遭到了破坏——会变得怎么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些猜测在其提醒我们历史是一个一系列事件而非暴力或可预测进程的思想的故事这一程度上还是有意义的。当把这些猜测作为反对现实的观点，并认为这些猜测具有实证的可能性和逻辑性时，那么这些猜测便是没有根据，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就定义而言，这些猜测的数目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也未涉及事件的具有实质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并以花言巧语对这一缺陷加以弥补。这样，它们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幻觉，不管它们的风格是如何缺乏想像力。为了不低估这一过程在数世纪几乎一帆风顺的发展之后已经具有的势头，最好对战后德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只是在一种过时的参照框架看来是一种奇迹）作一反思。德国的例子明白无误地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剥夺人民、摧毁物质、蹂躏城市会变成一个不仅仅是恢复过程，而且也是较迅速和有效地积累财富的过程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只要这一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达到足以根据生产过程来作出反应。在德国，彻底的破坏取代了蔑视世间一切东西的这一无情过程，成了我们现在身居其中的剩余经济的标志。其结果几乎如出一辙：繁荣兴旺（正如战后德国表明的）并非来自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或任何稳定的和赋予的东西，而是来自生产和消费这一过程本身。在现代条件下，不是摧毁而是保存招致了毁灭，因为保存的东西的坚固耐用是倒转过程的最大的障碍，这一过程迅速的、不停的所得仅仅意味着其所得地方的不停地所失。在财产权（与财富和占用不同）意味着共同世界的私人占有性分享，因而成了人的世俗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条件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原因，剥夺和世界的异化不谋而合。以戏剧中所有演员的动机为背景的摩登时代是通过使部分阶层的人疏远这一世界作为其开端的。我们倾向于忽视摩登时代这一异化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通常强调它的世俗性，并以尘世来指出世俗性这一用语。然而，世俗化作为一种有形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意味着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的分离。从一种宗教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回到早期基督教的这一态度——“将消撒的东西给予悄撒，将上帝的东西给予上帝”，而不是丧失信仰和神的超然存在，或对这一世界的东西的一种新的、浓厚的兴趣。信仰的现代丧失从根源上说并非是宗教的——它不能追溯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摩登时代的两大宗教运动——它的范围绝非局限在宗教领域。此外，即使我们承认摩登时代是以神的超然存在，以及而后信仰的突然的、令人费解的黯然失色作为其开端的，它也决不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这一丧失将人扔回到这一世界。恰恰相反，历史事实表明，现代人并未被扔回这一世界，而被扔回到其自身。自从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最持久的趋势之一，以及对哲学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便是对自我（有别于灵魂或一般的人或人类）的独占性关怀，并试图将所有的经验——对这一世界的以及其他人类的——都缩减到一种人与其自身之间的经验。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发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表明，一种庞大的、严格来说是世间的活动，在不关注这一世界或不享有这一世界的欢乐的情况下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一种其最深的动机是担忧和关照自己的活动。剥夺，对部分人群在这一世界上的位置的剥夺以及他们直面生活的巨变，产生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并有可能通过劳动将这一财富转变为资本，所有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这一由剥夺开始、由剥夺成为其来源的发展会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这一点从工业革命数世纪之前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勉强糊口的新的劳工阶级不仅处于生活必需品的逼迫之下，而且在这同时也被并非直接来自这一生活过程本身的关心和担忧所疏远了。历史上第一个自由的劳工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要解放的是“劳动力”中固有的力量，即在生物过程的纯自然的丰富性中，这一力量就像劳动这一所有自然的生殖力一样，产生了平衡老年人的人口剩余。将这一摩登时代之初的发展与以往相似的状况区别开来的是剥夺和财富积累并求简单地产生新的财产权，或导致财富的全新分配，而是又回到了产生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占用的过程之中。换言之，劳动力的解放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并未停留在局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上，占用并未因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而终止。因此，资本积累并未导致摩登时代之前富有帝国的那种我们熟知的停滞，而是扩散到了全社会，导致了财富日益稳固的增长性流动。但这一过程（它确实是如马克思所称的“社会的生活过程”，其财富的生产能力可以与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足以产生其数目无以复加的人类——的繁殖力相提并论）依然与其从中产生的世界的异化原则相关。只有不让世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干预，只有所有尘世的东西、生产过程的所有最终产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返回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才能得以继续。换言之，财富积累的过程只有牺牲世界和人的世俗气才是可能的，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受生活过程的刺激，并反过来刺激人类的生活。这一异化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意在为稳定增加“劳苦大众”的数量而准备的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这些劳苦大众被剥夺了家庭和财产的双重保护，即家庭私下占有的保护，直到摩登时代，这一保护才开始了居家的个人生活过程，劳动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当社会成为新生活过程的主题（正像家庭在以前是主题一样）时，第二阶段便开始了。社会阶级中的成员身份取代了家庭成员身份以前所提供的保护，社会的团结极为有效地取代了早先统治家庭单位的自然的团结。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生活过程的一个“集合的主题”，决不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实体上，即一种古典经济学家所需的“共产主义神话”。正像家庭单位被等同于一种私人占有一份世界的财产一样，社会被等同于一种（尽管是集体占有的）具有实质性的财产、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直到20世纪衰弱之前为所有阶级提供了一种对私人之家的替代，而穷人阶层的私人之家则受到了剥夺。民族主义的有机理论（尤其是它的中欧版）都建立在对民族、其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的鉴定上。由于社会成了家庭的替代，“血缘与乡土”应该统治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方乡土中人口及其来源的同质性成了无论哪里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必需。不过，虽然这一发展无疑减轻了残忍和悲惨，但它很难影响剥夺和世界异化的过程，因为严格说来，集体所有制是与之相矛盾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弱，地球在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变小，以至繁荣和衰退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人类（在我们这一时代之前还是一个抽象的字限或只是人道主义者的指导原则）转变成了一个真正存在的实体，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成员所需相会的时间少于一代人之前一个国家内成员相会所需的时间——所有这些标志着这一发展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正如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身份和国家领土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开始取代由民族维系的社会，地球开始取代有限的国家领土。但是，不管本来会产生什么，由剥夺开始，并以财富的日益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的过程只能采取更激进的形式，如果允许它按自身既定的规律运行的话。因为当人们还是其国家的公民时，就成不了世界的公民。只要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其私人财产权，社会群体就不能集体占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带来了公私领域自发的衰弱。但是，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的黯然失色（对孤独的大众的形成是何等残酷，在形成现代意识形态大众运动的无世界思想中又是何等危险）是与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实质性丧失同时开始的。本文选编自《人的境况》，题目为编者所加，经过简略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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